一
关于初中一年级，我有很多版本，并且每一个版本都大相径庭。
每一个版本我都是讲给一个女孩子听的，讲之前还语重心长的告诫她们：最好不要听男人讲故事，听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她们都不在意，付出代价后，虽有些失落，更多的却是欣喜。
到最后我也搞不清楚是她们付出了代价，还是我付出了代价，也就懒得再讲了。
直到有一天鸭舌来了一封信。
说了一些“工作顺利吧，身体健康吧，家庭幸福吧，万事如意吧”等等狗屁不通的废话后，才道出本意，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份工作。
含含糊糊说因为阳痿了，离了婚，感觉活着没意思。
我不禁大吃一惊，怎么能阳痿呢？我们小时候经常光着屁股，挺着硬橛橛的小家伙比试谁的更威武。
有回还叫几个女伴评比一下，她们一致认为鸭舌的要比我的雄壮得多。
为此我自卑了很久，每次再出去玩都自觉地穿上了裤子。
接到信时我正在看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
王小波说生活本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只是年轻时没法预见到这一点，以为谁也锤不了自己，可以一直生猛下去。
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软耷耷的下体，颇有感触。
鸭舌是我年青时代最亲密的伙伴之一，也是我每一个初一版本里的重要角色，我猛然发觉我可能找到了我初中一年级最原始的版本。
我又一次兴奋不已。
我给鸭舌特意回了一封信（我已多年不写信，甚至差点忘了中国的投递方式），也写了一些“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要一颗红心向太阳”之类的废话，说定会留心给他找份合适的工作。
其实，球！让我给他找工作，我自己还要下岗呢。
关于初中一年级，虽然每一个版本都不尽相同，但开场白向来无一例外：我和鸭舌每人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地方都响的加重自行车，象出笼的小鸟一样嚎叫着冲向五里外的中学。
那天我穿着一件用哥哥的旧衣服改装的上衣，并专门花了一毛钱理了个当时时髦的锅盖头。
鸭舌穿一身新衣服，头发极长，他说这很象《霍元甲》里的榛子。
那时《霍元甲》正演得火爆，村里没电视，我们晚上经常跑到十里外的县城轴承厂去看，三儿他爹在那儿看大门，有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。
但我怎么看鸭舌都不象榛子，倒和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里的汉奸二鸭舌差不多。
为此我们打了好几架，每次都把他打得嚎啕大哭。
但我们是哥们儿，从来不记仇，打过哭过再玩。
我们是吃过早饭在村口汇合的。
我娘特意煮了两个鸡蛋，以示隆重。
以前我们都是从家里相约出来，但四年级时，有次我去找他，他娘说：“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家鸭舌了，把我们鸭舌都给带坏了。”
我脸色铁青，扭头就走，从此再没找过鸭舌一次。
这说明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这大概因为我家在村里属于最穷的那种，常受别人冷眼，我娘告诉我：蒸馍还要蒸口气呢，做人更应该争气！当时到了学校后，我把鸭舌痛揍一顿，鸭舌边哭边说：“江文哥，我们还在一块儿玩好不好？都是我娘不懂事。”
我知道不怪他，但还是耿耿于怀。
那天秋高气爽，我和鸭舌在车上弓着腰，嗷嗷叫着冲向初中一年级。
那一刻，我认为是我生命的春天来临了，我江文的历史将从此翻开与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新篇章，我不厌其烦地从有限的思想中憧憬着美好的无限。
那时我还没看到古龙的书，没有看到“天上地下，独一无二”这句话，但这句话绝对可以说明我那时的心情，我就象锋芒毕现无坚不摧的“小李飞刀”，初一就是我名动天下的战场。
上小学是我娘送我去的。
到了学校一个胖胖的女教师把我领到教室门口的歪脖槐树下，问我“二”怎么写，我怯怯地在地上画了两道。
她对我娘说：好了，这孩子我收下了。
转身我就神气活现地对鸭舌说：“屁！让我写二，十我都会。”
上初中是我和鸭舌骑自行车自己去的，这一点也让我兴奋不已。
这说明我已长大，可以独立了。
到了中学，校园里很多人，大部分都是新生，也有家长。
就撇了下嘴，觉得这些人没志气。
猛然有人喊我们，见是三儿，有种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。
我和三儿的关系比较特殊，本来我一贯是孩子头，但三儿有两个哥哥，我只有一个，一旦较真儿对起阵来未必会赢，三儿就在 孩子中间与我隐隐抗衡，就是打架也要先商量好都不能告诉自己的哥哥。
乡下就是这样，谁兄弟多谁气粗，我们邻村有一家九兄弟，打遍乡里无敌手，最后村里从村长、书记到会记、电工全让他家给承包了，没人敢不服的。
我说：“三儿，是不是让你娘领着来的？”“放屁，我是┅┅跟我大哥一起来的。”
见我和鸭舌都是独自上阵，他有些悻悻然。
陆陆续续又发现我们村几名新生，大家聚到一起，即兴奋又紧张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不可知的新生活。
“江文哥，你认为初中会怎么样？”鸭舌问我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。
这一点让我十分满意，鸭舌总是把发言权交给我，这也是我把他当哥们儿的原因。
“这有什么，初中就是初中呗。”
三儿无视我的权威，抢先发话。
我横他一眼，见大家并没在意，才说：“初中吧，和小学不同了，”那一霎间我在歪脖槐树下画“二”的镜头又闪过脑际，“学的课程也肯定比以前深多了，我觉得大家要互相帮助好好学。”
一句话让我说得磕磕巴巴，出一脑门儿细汗。
打架就不一样，在小学有次我带领伙伴追打老师，直打了三条街十一个小胡同，打得酣畅淋漓，可一讲话就不行，越郑重越别扭。
但大家深以为是，纷纷点头，七嘴八舌探讨起来。
初中是在离我们村约六里远的孟庄村口。
围墙用泥垛的，校门用砖砌成，上覆蓝瓦；中间一条大道直穿而过，先是左右各一个大操场，然后是六排大瓦房的教室；往里左边是一片树林，右边是块菜地，菜地旁边是饭堂和会议室；再向里是学生宿舍，最后是老师办公室和宿舍。
虽有些破败，整体还是给人一种壮观的感觉，和小学那一排趴趴房不同。
我站在颗榆树下极目四望，想着在这里将开始我人生的新里程，热血再次沸腾。
有风吹过，看见头顶摇拽的树枝，忍不住跳起来捋了一把树叶。
“那是新同学吧？那个同学干什么？”见周围的人都在看我，才知道是在说我。
说话的是一个白白胖胖、平头、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，他瞪我一眼，让家长们离开，新生全部到左边操场集合。
我心里很乱，想把手里的树叶丢掉，但地上打扫得很干净，就装进了衣兜。
鸭舌说没事，三儿却边走边乐，要不是情况特殊，准又和他干一架。
接下来校长讲话、分班、排座、交学费、领新书，大家即好奇，又兴奋紧张，乱嘈嘈的。
我和鸭舌、三儿都分在了二班，有六十多人，据班主任讲是学校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。
鸭舌和三儿都坐在了前面，我却分在了后排。
介绍任课老师时，发现那个白胖的平头教我们语文，心里就感觉不妙。
“喂，我叫格格，你呢？”同桌的女孩问我。
“他叫江文，我叫鸭舌。”
鸭舌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接过话茬。
我没好气地对他说：“没人把你当哑巴。”
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在我踌踌满志要创世纪的时候，我是不屑于在乎异性的。
我那时认为女孩子除了抹鼻涕掉眼泪外，实在没什么作用。
当然，后来我知道这种偏见错得历害，更没想到一年后我的童贞就丧于同桌之后，至今百思不得其解。
多年后我又碰见格格，她正在一家商店的柜台里站着，我去买东西。
都愣了一下，认出来了，她脸倏地一红，最多两秒钟，就爽朗地打招呼：“哟，老同学，难得难得，要买点什么？”我本是要买东西的，可没想到会碰到她，更没想到就打个招呼这么简单，说随便看看。
她说：“老同学现在哪高就啊？发财了吧？”我说哪儿呀，小工人一个。
心里还在琢磨她为什么脸红，是不是旧情难忘？不过又觉得好象压根就谈不上什么情。
格格已胖了许多，穿着对襟绸面袄，一幅精明能干的媳妇模样。
原来不这样，那时格格要瘦一些，扎两个小辫儿，天真无邪状，并常以我的小组长自居。
就突然想起当年非常流行的《同班同学》：那一天我们街上打个照面，想起来我们是同学还是同班，时光不知少年的梦，糊哩糊涂已经过了这么多年┅┅在班里乱哄哄的时候，班主任进来了。
班主任是精精瘦瘦面目严肃的人，告诉我们新生刚到，互相不了解，先根据各人小学的情况介绍指定班干部，过段时间再选。
我一听就没戏，小学给我发的唯一的红领巾还是以“鼓励后进”的名义，还能有什么好的评语。
班主任又把全班分为八个小组，格格是我这组组长，鸭舌也当了个组长，美得不行。
我的初中一年级便这样在迷茫与期待中展开了。
有个女孩子嘲笑我说，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上，真没出息。
我以一种苍桑而平静的语气（这种语气极能打动年轻的女孩子，屡试不爽）告诉她毛泽东和拿破仑都没当过小组长，却都成就了一代大业。
其实他们当没当过我也不知道。
在初中一年级的起跑线上，我是怀着大志向、大目标的，有一种虽芸芸众生，我才是“天 上地下，独一无二”的主角，现在粉墨登场。
所以在当天回去的路上，我反而鼓励鸭舌：当个组长挺不错，好好干吧。
好象那个组长是我给他的。
每一个版本我都是讲给一个女孩子听的，讲之前还语重心长的告诫她们：最好不要听男人讲故事，听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她们都不在意，付出代价后，虽有些失落，更多的却是欣喜。
到最后我也搞不清楚是她们付出了代价，还是我付出了代价，也就懒得再讲了。
直到有一天鸭舌来了一封信。
说了一些“工作顺利吧，身体健康吧，家庭幸福吧，万事如意吧”等等狗屁不通的废话后，才道出本意，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份工作。
含含糊糊说因为阳痿了，离了婚，感觉活着没意思。
我不禁大吃一惊，怎么能阳痿呢？我们小时候经常光着屁股，挺着硬橛橛的小家伙比试谁的更威武。
有回还叫几个女伴评比一下，她们一致认为鸭舌的要比我的雄壮得多。
为此我自卑了很久，每次再出去玩都自觉地穿上了裤子。
接到信时我正在看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
王小波说生活本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只是年轻时没法预见到这一点，以为谁也锤不了自己，可以一直生猛下去。
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软耷耷的下体，颇有感触。
鸭舌是我年青时代最亲密的伙伴之一，也是我每一个初一版本里的重要角色，我猛然发觉我可能找到了我初中一年级最原始的版本。
我又一次兴奋不已。
我给鸭舌特意回了一封信（我已多年不写信，甚至差点忘了中国的投递方式），也写了一些“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要一颗红心向太阳”之类的废话，说定会留心给他找份合适的工作。
其实，球！让我给他找工作，我自己还要下岗呢。
关于初中一年级，虽然每一个版本都不尽相同，但开场白向来无一例外：我和鸭舌每人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地方都响的加重自行车，象出笼的小鸟一样嚎叫着冲向五里外的中学。
那天我穿着一件用哥哥的旧衣服改装的上衣，并专门花了一毛钱理了个当时时髦的锅盖头。
鸭舌穿一身新衣服，头发极长，他说这很象《霍元甲》里的榛子。
那时《霍元甲》正演得火爆，村里没电视，我们晚上经常跑到十里外的县城轴承厂去看，三儿他爹在那儿看大门，有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。
但我怎么看鸭舌都不象榛子，倒和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里的汉奸二鸭舌差不多。
为此我们打了好几架，每次都把他打得嚎啕大哭。
但我们是哥们儿，从来不记仇，打过哭过再玩。
我们是吃过早饭在村口汇合的。
我娘特意煮了两个鸡蛋，以示隆重。
以前我们都是从家里相约出来，但四年级时，有次我去找他，他娘说：“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家鸭舌了，把我们鸭舌都给带坏了。”
我脸色铁青，扭头就走，从此再没找过鸭舌一次。
这说明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这大概因为我家在村里属于最穷的那种，常受别人冷眼，我娘告诉我：蒸馍还要蒸口气呢，做人更应该争气！当时到了学校后，我把鸭舌痛揍一顿，鸭舌边哭边说：“江文哥，我们还在一块儿玩好不好？都是我娘不懂事。”
我知道不怪他，但还是耿耿于怀。
那天秋高气爽，我和鸭舌在车上弓着腰，嗷嗷叫着冲向初中一年级。
那一刻，我认为是我生命的春天来临了，我江文的历史将从此翻开与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新篇章，我不厌其烦地从有限的思想中憧憬着美好的无限。
那时我还没看到古龙的书，没有看到“天上地下，独一无二”这句话，但这句话绝对可以说明我那时的心情，我就象锋芒毕现无坚不摧的“小李飞刀”，初一就是我名动天下的战场。
上小学是我娘送我去的。
到了学校一个胖胖的女教师把我领到教室门口的歪脖槐树下，问我“二”怎么写，我怯怯地在地上画了两道。
她对我娘说：好了，这孩子我收下了。
转身我就神气活现地对鸭舌说：“屁！让我写二，十我都会。”
上初中是我和鸭舌骑自行车自己去的，这一点也让我兴奋不已。
这说明我已长大，可以独立了。
到了中学，校园里很多人，大部分都是新生，也有家长。
就撇了下嘴，觉得这些人没志气。
猛然有人喊我们，见是三儿，有种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。
我和三儿的关系比较特殊，本来我一贯是孩子头，但三儿有两个哥哥，我只有一个，一旦较真儿对起阵来未必会赢，三儿就在 孩子中间与我隐隐抗衡，就是打架也要先商量好都不能告诉自己的哥哥。
乡下就是这样，谁兄弟多谁气粗，我们邻村有一家九兄弟，打遍乡里无敌手，最后村里从村长、书记到会记、电工全让他家给承包了，没人敢不服的。
我说：“三儿，是不是让你娘领着来的？”“放屁，我是┅┅跟我大哥一起来的。”
见我和鸭舌都是独自上阵，他有些悻悻然。
陆陆续续又发现我们村几名新生，大家聚到一起，即兴奋又紧张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不可知的新生活。
“江文哥，你认为初中会怎么样？”鸭舌问我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。
这一点让我十分满意，鸭舌总是把发言权交给我，这也是我把他当哥们儿的原因。
“这有什么，初中就是初中呗。”
三儿无视我的权威，抢先发话。
我横他一眼，见大家并没在意，才说：“初中吧，和小学不同了，”那一霎间我在歪脖槐树下画“二”的镜头又闪过脑际，“学的课程也肯定比以前深多了，我觉得大家要互相帮助好好学。”
一句话让我说得磕磕巴巴，出一脑门儿细汗。
打架就不一样，在小学有次我带领伙伴追打老师，直打了三条街十一个小胡同，打得酣畅淋漓，可一讲话就不行，越郑重越别扭。
但大家深以为是，纷纷点头，七嘴八舌探讨起来。
初中是在离我们村约六里远的孟庄村口。
围墙用泥垛的，校门用砖砌成，上覆蓝瓦；中间一条大道直穿而过，先是左右各一个大操场，然后是六排大瓦房的教室；往里左边是一片树林，右边是块菜地，菜地旁边是饭堂和会议室；再向里是学生宿舍，最后是老师办公室和宿舍。
虽有些破败，整体还是给人一种壮观的感觉，和小学那一排趴趴房不同。
我站在颗榆树下极目四望，想着在这里将开始我人生的新里程，热血再次沸腾。
有风吹过，看见头顶摇拽的树枝，忍不住跳起来捋了一把树叶。
“那是新同学吧？那个同学干什么？”见周围的人都在看我，才知道是在说我。
说话的是一个白白胖胖、平头、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，他瞪我一眼，让家长们离开，新生全部到左边操场集合。
我心里很乱，想把手里的树叶丢掉，但地上打扫得很干净，就装进了衣兜。
鸭舌说没事，三儿却边走边乐，要不是情况特殊，准又和他干一架。
接下来校长讲话、分班、排座、交学费、领新书，大家即好奇，又兴奋紧张，乱嘈嘈的。
我和鸭舌、三儿都分在了二班，有六十多人，据班主任讲是学校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。
鸭舌和三儿都坐在了前面，我却分在了后排。
介绍任课老师时，发现那个白胖的平头教我们语文，心里就感觉不妙。
“喂，我叫格格，你呢？”同桌的女孩问我。
“他叫江文，我叫鸭舌。”
鸭舌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接过话茬。
我没好气地对他说：“没人把你当哑巴。”
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在我踌踌满志要创世纪的时候，我是不屑于在乎异性的。
我那时认为女孩子除了抹鼻涕掉眼泪外，实在没什么作用。
当然，后来我知道这种偏见错得历害，更没想到一年后我的童贞就丧于同桌之后，至今百思不得其解。
多年后我又碰见格格，她正在一家商店的柜台里站着，我去买东西。
都愣了一下，认出来了，她脸倏地一红，最多两秒钟，就爽朗地打招呼：“哟，老同学，难得难得，要买点什么？”我本是要买东西的，可没想到会碰到她，更没想到就打个招呼这么简单，说随便看看。
她说：“老同学现在哪高就啊？发财了吧？”我说哪儿呀，小工人一个。
心里还在琢磨她为什么脸红，是不是旧情难忘？不过又觉得好象压根就谈不上什么情。
格格已胖了许多，穿着对襟绸面袄，一幅精明能干的媳妇模样。
原来不这样，那时格格要瘦一些，扎两个小辫儿，天真无邪状，并常以我的小组长自居。
就突然想起当年非常流行的《同班同学》：那一天我们街上打个照面，想起来我们是同学还是同班，时光不知少年的梦，糊哩糊涂已经过了这么多年┅┅在班里乱哄哄的时候，班主任进来了。
班主任是精精瘦瘦面目严肃的人，告诉我们新生刚到，互相不了解，先根据各人小学的情况介绍指定班干部，过段时间再选。
我一听就没戏，小学给我发的唯一的红领巾还是以“鼓励后进”的名义，还能有什么好的评语。
班主任又把全班分为八个小组，格格是我这组组长，鸭舌也当了个组长，美得不行。
我的初中一年级便这样在迷茫与期待中展开了。
有个女孩子嘲笑我说，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上，真没出息。
我以一种苍桑而平静的语气（这种语气极能打动年轻的女孩子，屡试不爽）告诉她毛泽东和拿破仑都没当过小组长，却都成就了一代大业。
其实他们当没当过我也不知道。
在初中一年级的起跑线上，我是怀着大志向、大目标的，有一种虽芸芸众生，我才是“天 上地下，独一无二”的主角，现在粉墨登场。
所以在当天回去的路上，我反而鼓励鸭舌：当个组长挺不错，好好干吧。
好象那个组长是我给他的。